（注：此文系北京三式乾坤信息技术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景磐先生之作）

壹、前言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抱持著两種共识：一个是《易经》为占筮之书，而占筮属于迷信；另一个是《易传》为义理之书，义理属于哲学。

康学伟先生在论述金景芳先生所属易学流派时，亦曾指出：

古来治《易》者大抵分为两途：一是精英易学，二是继续沿卜筮道路发展的江湖易学。后者在汉代已被纳入数术中，与经典易学分道扬镳了。

康先生又说：“义理易学当推儒学《易传》，孔子用哲学的语言解释了难懂的卜筮语言，显微阐幽，揭开了《易》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本质。”又说：“金先生一贯高揭义理派大旗，明确说他对《周易》的解说恪遵孔子《易大传》所开辟的道路，研究的着眼点不在卜筮而在于《周易》所蕴藏的丰富思想内容。马王堆帛书之《要篇》记载：子贡问孔子“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则明确回答：“吾观其德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先生晚年得见孔子此语，深感千古上下同此一心，因先生一生治《易》所孜孜以求者，正在于“观其德义”。（见《周易研究》2013年第5期）

康学伟先生以上论述，代表了当前易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某些方面不无偏颇之处。被誉为当代最为著名的《易》学家之一的金景芳先生，也只在“观其德义”这一点上，与孔子“千古上下同此一心”，而在孔子“吾百占而七十当”对占筮的包容性上，则大相径庭了。

笔者于此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历史上经典《易》学的经营者固然都是精英人物，而江湖《易》学的经营者们，也并非皆是“下九流”的江湖术士。

清代官方编纂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和当代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中，收录古代占筮术数学作品有百部之多，其中不乏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如《焦氏易林》、《京房易传》、《太玄经》、《皇极经世》、《三易洞玑》等，其经营者中也不乏叱咤风云的旷世奇才。

三百年前，西方学者白晋首先从两张先天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现已成为电子计算机语言的二进位制数学，而这两张《易》学图就出自被视为术数学作品《皇极经世》的作者邵雍之手。现代有学者指出，西汉杨雄的《太玄经》中是三进位制，而三进位制将会成为创造光子计算机的语言。当然，这个三进位制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和发掘。但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的占筮术数学与现代自然科学在某些方面是有联系的。

我国的正史中，如《史记》的《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其他正史的《五行志》、《方伎列传》等，记载了历代术士及数术学家的神秘事迹。《汉书艺文志》将数术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四库》总目分为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史书所列数术图书，其子目有风角、九宫、太乙、奇门、六壬、易占、堪舆、阵图之类。还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数以千计的占筮术数案例。虽然这些资料不无糟粕荒诞的成分包含在内，但也应看作是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应该一律排斥在研究大门之外。

笔者认为，首先应当解决好对《周易》占筮和术数学的几个认识问题，消除偏见，才能推动探讨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

貳、卜筮的意义与价值

一、《周易》是一部筮书

《周易》是一部筮书，《易传》讲义理又讲占筮，既介绍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一般认为，《易传》（又称“十翼”）为孔子所作，是义理学著作，孔子的功绩就在于在《易传》中完成了《易经》由占筮向哲学的转变，由此开了易学哲学的先河，甚至称孔子是摒弃占筮的，孔子对《易》只“观其德义”[1]。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今天《易传》中有关几段原文，加以分析：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2]。(《系辞上》第九章）

这是对《周易》占筮方法的最早也是最直接的介绍。字里行间充满对筮法的崇尚和赞扬，最后一语“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及毕矣”更是充分肯定了占筮的作用。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常其变，以制器其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3]？（《系辞上》第十章）

占筮虽为“四道”之一，在孔子心目中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因为紧接着他指出，君子将有所作为，有所行动之时，用《周易》揲蓍占问而据以发言行事，《周易》就能如响应声地回答问题，不论远近或是幽隐、深邃的事情，都能推知将来的物状事态。这里着重赞扬了占筮的神奇作用。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代用[4]。（《系辞上》第十一章）

探赜索引，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5]。（《系辞上》第十一章）

把蓍和龟看作神物，而这种有灵性的蓍龟是上天神的意志的体现，圣人据此设立用蓍草、龟甲进行占卜的方法，教给人们进行占卜，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在孔子的心目中，占卜能够探寻求索深奥隐晦的道理，钩取招致深处远方之物，能够成就天下之人的勤奋作为，因此说蓍占龟卜能够决天下人之疑，使人勤勉向前，成就事业，其作用最大。

孔子在《易传》中对占蓍给出了定义，那就是“极数知来之谓占”（《系辞上》第五章），他认为数是能够“成变化而行鬼神”（《系辞上》第九章）的，当然占耆的效用是“占事知来”（《系辞上》第十二章），由  知未来的导向中以决定趋避，把事业做好。并且孔子提倡“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系辞上》第二章）是倡导有所行动就要请教占筮的，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系辞上》第二章）

在《孔子家语》等书中还记有孔子自己所作或令弟子所作的筮案有五例。而孔子在《论语》中又说“不占而已矣”。在近年出土的帛书《要篇》中，孔子还说：“《易》，我后其卜祝矣，我观其德义耳也。”这似乎在孔子本人身上，对占筮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怎样看待这种矛盾现象呢？在《论语》和《要篇》中，孔子是摒弃否定占筮吗？

孔子是晚年才研究易学的。孔子自己说他五十岁“知天命”，六十岁“耳顺”，七十岁“随心所欲不逾矩”。晚年的孔子，学识很渊博，人生、社会经验很丰富。这样一个成熟老到的人，当然是“不占而已矣”，他怎能看重近似江湖术士的祝巫们呢？《要篇》中已有很好的注脚。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存】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6]。”

对上述这段话应从两个方面理解其实质：一是孔子鄙视学识短浅的史巫之筮，并不等于鄙视周易占筮；二是孔子重行德义而不为自己妄求福吉，这与“敬鬼神而远之”也是一脉相承的。清人江永有一段对卜筮的论述，也有利于帮助人们加深理解。江永说：

卜筮之道，先人谋而后鬼谋，事有当行当止，断以义，无事谋诸鬼神也。《志》曰：“圣人不烦卜筮。”又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惟事有犹豫，或关系重大，乃以筮决之。若琐屑小事，无用筮也，未来之休咎亦听之。问诸鬼神，多忧多疑，方寸徒增胶扰。《易》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乐而玩者，爻之辞。”毕竟观象玩辞之时多，观变玩占之时少。（见《河洛精蕴》）

孔子曰：“不占而已矣”并非摒弃否定周易占筮的价值和作用，这在《要篇》中也有明确记载：

子贡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

赵均强先生将这句话译为：“孔子说：过去我自己占卜，大概一百次有七十次是没有疑问的吧。即使像周梁山崩后那样著名的共筮占例，也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罢了。”一百次占卜能够应验七十次，其应验率还是值得肯定的。在《易传》和《要篇》中，孔子对占筮的态度是鲜明的，也是肯定的，同时也是一贯的。可以肯定地说，孔子在《易传》中既详述了占筮的方法，又肯定了占筮的作用，讲义理而不废占筮，是义理与占筮二者并重的。

二、  古人将卜筮列为重大决策的必然步骤和环节

占筮术数曾经成就了历史上许多风云人物的业绩，鄙视占筮术数是后世儒家之陋。在《尚书•洪范稽疑》便已如此记载：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这是指国王等大人物有大的决策行为，首先要自己深思熟虑，还要征求卿士的意见，也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最后要进行卜和筮（卜是灼龟，筮用蓍草演算求出卦爻。今人认为卜法已经失传，筮法由《周易·系辞》中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可见在古代卜和筮是重大事件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程序。司马迁称“五谋而居其二”，卜筮在决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尚书·洪范》又说：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7]。

从上述几种决策情况可以看出，龟筮占卜的意见，在决策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国君、卿士和庶民三个方面的意见。龟筮占卜在决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宋人蔡沈在注解《尚书》这段话时指出：

稽疑以龟筮为重。人与龟筮皆从（指人与龟筮占卜的意见相一致——引者）是之谓大同，固吉也。人一从，而龟筮不违者，亦吉。龟从筮逆，则可作内，不可作外，内谓祭祀等事，外谓征伐等事。龟筮共违（指占卜的意见与国君、卿士、庶人的意见违背——引者），则可静，不可作。静谓守常，作谓动作也。

在古代龟筮占卜活动不仅登上大雅之堂，参与庙堂军国大事的决策，并且“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对于卜筮人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同时“三人占，则从二人言”，对于占卜意见是少数服从多数，也可见是慎之又慎的，唯恐有误。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也充分肯定了龟筮占卜的地位和作用。他说：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其于周尤甚，及秦可见。代王之入（此指西汉前期平定诸吕之乱后，代王刘恒入朝即帝位——引者），任于卜者。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8]。（《史记·日者列传》）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9]。（《史记·龟策列传》）

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10]。（《史记·龟策列传》）

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11]。（《史记·龟策列传》）

君子谓夫轻卜筮，无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祯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书》建稽疑，五谋而卜筮居其二，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12]。（《史记·龟策列传》）

古代是以人谋和卜筮并重的。人的思虑往往只能顾及事物前进发展的必然性的因素，而不可能预知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卜筮则能填补人的思虑所达不到的领域，正好补充人谋的不足，二者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周易》称卜筮为“鬼谋”，“人谋鬼谋，百姓与能”（《系辞下》第十二章）也是提倡人谋与占筮二者相结合的。先天易学的创立者邵雍曾说：

人谋人也，鬼谋天也，天人同谋皆曰可，则事成而吉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人谋是人的意志，鬼谋是天的意志，只有二者相一致时，才是吉祥的，这与《尚书》所称人与龟筮皆从是谓之大同是相一致的。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古人用于重大决策的案例很多，散见于正史、方志及名家著作。唐明邦先生归纳并举例说：

一是重大政治举措的决策，要进行占筮。如重耳返国，晋悼公为君，勾践归国，南朝宋顺帝禅位，宋徽宗被俘，溥仪论国民政府等；二是重大战争，须通过占筮预测是否可行及未来胜败结局，如鄢陵之战，赵鞅救郑，韩原之战，吴王伐齐，汉武帝伐匈奴，邓艾伐蜀，张康论伐日本，奉直战争等；三是个人重大行动的抉择，如伍子胥奔吴，夫差释勾践，李纲仕唐，朱熹焚奏稿，辛弃疾南归，纪晓岚科举等。（《中国历代易案考·序》）

在古代不仅汉民族有遇事进行卜筮的习惯，各少数民族亦有决疑之卜，只是占卜的方法和所用道具各不相同，这就是“国不同俗”。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各种方式的卜和筮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风云人物都是精通占筮术数的，也可以这样说，占筮术数曾经成就了不少历史风云人物的业绩。如《诸葛丞相集》记载：

（诸葛亮上先主书有云）亮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巳，罡星在酉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于将帅多凶少吉。

按《太乙飞钤》云：先主自涪攻雒城，亮遣马良上先主书。巳而，军师庞统中流矢死。

诸葛亮为成就蜀汉帝业立下了汗马功劳，这除了他的雄才大略之外，与他推演太乙数、观天象等也不无关系。再如唐高宗时的检校右卫大将军裴行俭《新唐书·裴行俭传》中说，裴精阴阳术数，每次出征，都能提前测出胜利日期。传中有两则具体事例较为突出：一是仪凤二年，诏命裴行俭护送波斯王回国并兼任安抚大食使，途径莫贺延碛无人区，“风砾昼冥导者迷，将士饥乏，行俭止营致祭，令曰：‘水泉非远’。众少安，俄而云彻风恬，行数百步水草丰美，后来者莫识其处。”二是调露元年讨伐突厥，“大军次单于北，暮已立营，堑壕既周，行俭更命徏营高岗，吏白士安堵不可扰，不听，促徏之，此夜风雨暴至，前占营所，水深丈余，众莫不骇叹，问何以知之，行俭曰：‘自令第如我节制，毋问我所以知也。’”清人王宏撰《周易筮述》卷八记载此案曰：行俭“袖传一卦，遇习坎初爻，曰：主有大水，不利，邃令移就崇岗”。

《明史·刘基传》记载：

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当朱元璋聘请刘基至应天府（今南京）军中，即向朱“陈时务十八策”，“陈天命所在”。至于其所陈时务十八策，现已不得其详，而“陈天命所在”一语，则明显属象纬之学用语。当踞于上游的陈友谅称帝后，以数倍于朱元璋的兵力向应天进犯之时，诸将  议或投降或逃跑，惟刘基向朱元璋密陈“天道后起者胜”的计策，大败陈友谅。“天道后起者胜”为太乙式用语。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朱元璋率师二十万迎战陈友谅六十万大军于鄱阳湖。

《刘基传》记载曰：

与友谅大战鄱阳湖，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促徏别舸，坐未定，飞礮击旧所御舟立碎。

湖中相持三日未决，基请移军湖口扼之，以金木相犯日决胜[13]。

如果说刘基令朱元璋更换所乘舟船，是激战中急中生智所为，那么，刘基料定决胜日为金木相克日，则为术数学中五行生克用语。而该战役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七月二十丁亥日两军相遇于康郎山，经过激战决胜日为七月二十四辛卯日，正是金木相克之日。刘基于洪武四年归老回乡后：“帝尝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

当刘基临终时“以天文书授子琏，曰：‘亟上之，毋令后人习也’”当然，刘基深知研习天文术数，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明史·刘基传》中还说，刘基与太祖朱元璋“帷幄语密，莫能祥，而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说，非其至也”。又说：“基以儒者有用之学，辅翊治平，而好事者多以纖纬术数妄为傅会，其语近诞，非深知基者，故不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