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三件事：怎样做人，怎样思考，怎样做事。人生的价值，就在于不断地认识和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国际易学联合会首任会长、北京大学朱伯崑（1923-2007）教授生前曾经嘱咐笔者说：“老韩，你要好好研究建筑易学，为风水正名。”   

    在朱伯崑先生的嘱托与支持下，笔者从1983年至今的三十多年来，在学术上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研究中国的建筑文化与风水学说，并意外地创建了一门“中国建筑易学”的新学科。

    当年，梁思成先生及其团队的一大功绩，是经过艰苦的亲自考察与测量、分析、研究，以丰富而卓越的学术成果，让世界建筑学界承认了：在世界建筑史上，还有数千年来延续至今，并独立存和发展着的中国建筑体系。今天，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自主创新，开拓进取，易学智慧与科学方法，进一步揭示出中国建筑还有着极其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内涵，并予以认真地研究、传承、传播和发展，进而探讨中西方建筑文化优势互补的道路与途径。要胜任这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就需要我们各正其位、端正心态、花大功夫，去做学问。

    笔者对中国建筑文化与风水学说的研究，从1983年发表论文算起到今天的2019年已有37年，从2014年6月开始研究“中国园林的文化内涵”到今天也有5年多了。其中，都涉及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文化，不仅是各有长短，而且是各有其长中之短与短中之长。因此，在实际应用中，深感所谓中西文化“结合”之说不可操作，唯一具有可行性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两者之间的“优势互补”。

    要研究中国的建筑文化，就必须研究中国的风水学说。因为，建筑物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扎扎实实建立在地面上的人工自然物；建筑物不是主观概念，而是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的客观实体。建筑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风水学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对社会的诸多领域都有所影响，同时又受到其它社会因素的制约。

（一）中国风水学说的来龙去脉

    要认识中国的风水学说，就必须了解什么是风水。从考察风水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入手，是我们认知风水学说本来面貌的必由之路。

    （1）风、水在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地位。

    从历史发展来看，风、水作为自然物，早在人类起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风、水作为文字符号，出现的较晚。 “风水”作为一个名词，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出现的就更晚了。“风水”作为一个与建筑相关的名词，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出现的时间还要晚。但风、水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之间的关系，则是密不可分的。

    从逻辑上说，文字符号是“名”,人类生活为 “实”。“名”是写“实”的，自然是先有“实” 而後有“名”。如同先有人，後有“人”字一样。因此，我们研究任何学问，都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不应从名词或原则出发，不能本末倒置。正如恩格斯所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第1版，第32页）

    风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环境。在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两大自然因素就是，就是空气和水（包括来自空中的降水即雨水、分布于地表的江河湖水、来自地下的井水）。空气流动为风（由太阳辐射热引起的空气流动叫做风，由呼吸引起的空气流动也叫做风）。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稷为主。中国早在六、七千年前，就已经种植粟、水稻等谷物，三千年前的甲骨文中，已有稻、禾、稷、粟、麦等农作物的名称。农作物是以土为本、以水为命的，离开水不能成长。农作物还是风媒花，没有风不打粮食。而且，需要的是和风细雨。所以，中国後来的历代帝王，每年都要祭天祭地、祭祀社稷，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求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後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需求的增长，风水作为一个建筑文化的名词，逐渐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

    （2）风水学说的产生源于经验与巫术。

    风水学说，是中国固有文化即国学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指的是文明与教化。就当代世界上通用的意义来说，文明（civilization）是相对野蛮（uncivilized）而言的。文化（culture），是相对自然（nature）而言的。文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其中，又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分。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文化，又称非物质文化。

    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表明，人类的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在内，大都起源于巫术。

    发端于近代欧洲的实证科学，就是从宗教神学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并从思辨哲学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英]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Sir JamesGeorge Frazer）认为:“人类较高级的思想运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上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 （The Golden Bough,1890.《金枝》，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997页）

    [英]苏格兰的人类学家詹•乔•弗雷泽（Sir  JamesGeorge Frazer）在《金枝集》（The Golden Bough，1890）中认为:“巫术、宗教和科学是按这样的先后顺序出现的”，“当巫术企图直接控制自然失败以后，人们就用崇拜与祈祷的方式，祈求神给与这种能力；在人们看到这样做也没有效力并且认识天律不变时，他们就踏入了科学之门。” （转引自[英]W.C.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75年1月第1版第28、480页）

    中国哲学家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先生说：“术数或法术本是来自迷信，但它们往往是古代科学的萌芽。方术和科学都试图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现象，使人得以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所用。方术对超自然力量不再迷信后，它便开始试图解释自然现象，而向科学转变。人类最初对自然力量的观念仅管十分原始简单，但它终究是科学的开始。”（《中国哲学简史》中译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15-116页）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周易和风水也是如此。周易，是中华精神文化的总源头。风水，是周易文化借以影响中国建筑的中介理论。风水，又称堪舆、地理、地相、卜地、卜宅、相地、相宅、图宅、青乌、青囊、形法、阴阳等。其中，以风水之名最为切合实际而又通俗易懂，并且早已广泛地传播于世。上古时代的中华先民，由于其历史的局限性，对于各种事务，都以龟卜、筮占作为决策、决疑的手段。先秦古籍中关于“卜居”、 “卜地”、“卜筑”、“卜宅”等记载，即是风水学说的前身。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在许多领域，都相继摆脱了以卜筮做为决策、决疑手段的幼稚阶段，朝向理性的研究阶段进化和发展。在建筑文化领域，则是从“卜地”、“卜宅”进化到了通过实地考察，对建筑地址做出最佳选择的“相地”、“相宅”。 後来，在有些建筑专著例如在明代计成的《园冶》中，虽然沿用了“卜地”一词，但其内容已非原初之意了。

    （3）风水一词之文化内涵的历史演变。

    据中国文献记载。风水一词较早出自《黄帝内经》，指的是浮肿病。所谓“腎肝並沉為石水，並浮為風水”。（《黄帝内经•素问篇》卷十三“大奇论篇第四十八”）“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腎汗出逢於風，內不得入於臟腑，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裡，傳為浮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黄帝内经•素问篇》卷十六“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後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上需求的增长，风水作为一个建筑文化的名词，逐渐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宋史•艺文志》记载的郭璞《葬经》中，出现了与建筑有关的“风水”一词。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以郭璞署名的《葬经》曰：“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不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土者气之母，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    

    现在意义上的环境，指的是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物的生存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中国的风水学，就是中国古老的环境学。中国古代之所以不叫环境学，是因为在汉字的辞源上，“环境”的含义另有所指，指的是“环绕全境”的意思（《辞源》修订本1-4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修订第1版，第2077页）。国外学者早就知道：中国风水,说的就是环境（environment），中国的风水在国外称作“环境规划的理论”；中国的“风水师”在外国称作“环境规划师”。

    日本学者郭中端在《中国人街》中说：“风水是古代中国环境规划的理论，它对于自然的地质、地貌，景观特征，风、雨、云的形态，四季气候的变化，以及水的环境等，都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所以说风水也是一种科学。”“风水是古代中国环境规划的理论，它对于自然的地质、地貌，景观特征，风、雨、云的形态，四季气候的变化，以及水的环境等，都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所以说风水也是一种科学。”

    英国学者李约瑟说：“风水是中国古代的准科学，中国古代的景观建筑学。”

    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阿伯隆说：“在乡村问题上，中国的风水名义处理上，已较欧洲任何国家前进甚多”，“在风水下所展开的中国风景，在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美妙风景中，可能是构造最为精美的。”

    天津大学王其亨教授认为：“风水实际上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中国风水学是中国古代建筑活动的指导原则和实用操作技术。 中国风水学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灵魂。中国风水学与中国营造学和中国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风水理论研究》）

    笔者应邀为“人民日报”的约稿中认为：“风水理论，在景观方面，注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在环境方面，又格外重视人工自然环境与天然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风水理论的宗旨是：勘察自然，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选择和创造出适合于人的身心健康及其行为需求的最佳建筑环境，使之达到阴阳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的至善境界。”（韩增禄《关于风水的评价》载《人民日报》1996年8月23日第九版）

（二）中国风水学说的坎坷经历

    令人遗憾的是，风水和中医做为中国固有的文化即国学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相似的坎坷经历。中国古代学者，对那种由于视野狭窄、社会偏见、缺乏应有的分析能力而盲目自信、盲目轻信、盲目否定其所未知、未见的思想行为，视为学者的大患。[东汉]班固（建武八年-永元四年，公元32-92年）就指出：“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大患也。”（《二十五史•前汉书•艺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局，1986年12月第一版，第一六五页 ）于此相反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叫做“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外来语。在中国的《辞源》中，没有这个词。 在思维方式上，虚无主义属于二值逻辑中极端主义思潮的范畴。“虚无主义  一种否定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资产阶级思想。”（《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年12月第1版，第1288页）“虚无主义  德文Nihilismus的意译，源出拉丁文nilih（虚无）一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雅科比在《给费希特的信》中首先使用。……现在，虚无主义一词通常指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人类文化遗产，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一切的态度或思想倾向。它有时也指没落阶级悲观厌世的颓废思想。”（《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4245页）

    近现代以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虚无主义极端思潮，时起时伏，从未停息。究其根源，说来话长。长话短说：回顾历史，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犯了两大思想错误或者说是揹上了阻碍国家发展的两大思想包袱。一个，是自称“天朝大国”、“中央大国”的夜郎大意识。另一个，就是“民族落後”、“文化落後”乃至“汉字落後”等民族自卑意识。这种妄自尊大的意识，在清朝雍正（公元1723—1735年）年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後的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丧失了二百多年的宝贵时间。到了清朝道光年间，中国被欧洲列强打败之後，国人才开始意识到我国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已经落後了。常言道，两极相通。自大与自卑这两个极端，也是如此。当我们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後，又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一下子跌入了民族自卑的泥坑，而且长期以来都难以自拔。

    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之後，甲午海战中又被日本打败。随之而来的是国人对中国社会的三大历史反思。

    正视现实，承认落後，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要弄清楚我们究竟落後在什么地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从那时以来，一些颇有影响的国人就开始进入了长期而曲折的历史反思过程。反思的中心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被列强所打败？反思的主要内容，由浅入深地涉及到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文化思想等三大社会层面。

    最初的反思结论是：我们“技”不如人。因为人家是船坚炮利，我们是大刀长矛。随之而产生的，是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序》）的策略思想，清朝政府选派了一些精英，到西方学习海军。严复就是在这时候被派到英国学习海军的。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选派了伊藤博文等人到英国学习海军。在英国，日本人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严复等人最为关注的则是西方的船坚炮利等技术装备。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则是戊戌变法的失败。所谓的“洋务运动”，对内除了在镇压农民运动方面显示了一些威力之外，并未达到“求富”之目的；对外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方面则是一败涂地，“自强”的美梦也随之而破灭。如此这般，最後使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进一步的反思结论是：我们“制”不如人。因为，西方是民主共和制度，我国是封建专制制度。随後发生的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然而，辛革命推翻了帝制，并不等于民主共和的实现。从袁世凯称帝到张勋复辟，从日寇入侵到内战开启，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通向振兴中华、富民强国的道路艰难而又曲折。

    深层次的反思结论是：我们“文”不如人。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文化落後论”和“中国汉字落後论”等极端思潮的甚嚣尘上。实际上，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来看，决定一个国家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後的根本因素，应当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水平。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文字，都各有其长短。按照刚柔适中、不走极端、见贤思齐、见善則迁、求同存异、与时偕行的中华易学智慧，理应选择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与时俱进、和谐发展之路。然而，在上述思潮中，却出现了攻其一点、不计其余、绝对否定、绝对肯定的极端主义学风。由于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从宋、元、明、清以来在中国社会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以孔子及其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也就成了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二十世纪上半叶，国内一些激进的青年和学者，基于爱国主义的热情和追求进步的愿望，在“五四”运动中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到汉字”、“废除汉字”等的极端口号。鲁迅先生则把中国文化看作是让中国人受苦的祸根，他认为“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一些知名的学者，也相继加入了对汉字进行口诛笔伐的声讨活动，主张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方块字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1918年，钱玄同先生首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难，他在“中国今後的文字问题”一文中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除汉文”，“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并在 1925年，抱病起草了《第一批简字表》。瞿秋白甚至说，汉字是“落後的语言”，“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第690页）就连鲁迅先生也认为，“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文选》之类的毒的。”（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论新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4月第1版，第189页）至于国文教员给学生改正错字，“不过是治标之法”，“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以拖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学生“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4月第1版，第51、54-55页）鲁迅先生说，“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且介亭杂文》“关于新文字——答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3月第1版，第131页）其结论就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先生又说：“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马上回答的。”当然，中国不能亡，中国人还是要活下去的。鲁迅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大家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那么，汉字又是怎么个牺牲法呢？鲁迅先生说：“现在只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後写文章。开手是，象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後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鲁迅：《花边文学》“汉字和拉丁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月第1版，第111-112页）问题是，日文至今也没有拉丁化，其中仍然保留了许多汉字。而且，这种非拉丁化的文字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

    解放以後，范文澜(1893年11月15日-1969年7月29日)先生还在他的著作中写道：中国的“楷书（包括其他辅助字体如行书草书等）到了今天人民文化发展的新时代，又成为文化的障碍，如果不用拼音文字代替它，它将愈益显出它的障碍作用，但不容否认它曾是代替隶书的一种进步字体。没有充分的准备、成熟的条件，拼音文字要代替它是有困难的，因为它是适合汉语特点的字体，拼音文字也必须同要适合汉语的特点，才能取得通行的权利。当然，拼音文字要做到这一点，是完全可能的。”（范文澜 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第1版第二六○页）

    现在看来，以往国人在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层面的反思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值得讨论的是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问题。21世纪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纪，和平崛起的前提，是民族觉醒。民族觉醒的灵魂，是文化自觉。

    何谓文化自觉？1998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国台湾的著名学者朱高正先生认为：“人作为一个认知的主体，除了回顾的能力之外，还有‘反省’的能力。反省是经由回顾，针对外在客观事物所为的有意识的认知活动；更深一层则是对认知主体自身的反省，吾人称之为‘自觉’，此亦称为‘二度反省’（即针对‘反省’再予以‘反省’）。”（[台]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4页）并认为，这种反省“即一般所谓的文化主体意识”（[台]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5页]“文化主体意识的沦丧与重建，牵涉到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消沉与恢复。”（[台]朱高正 著：《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页）

    要建立起对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或者说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就需要重新对中华文化进行深入的历史反思。要做到深入的历史反思，就需要选定一种实事求是的或科学的思维方法。易学所倡导的致中含和、恰到好处的思维方法，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周易》乾坤两卦中，“用九”、“用六”的哲学内涵，讲的就是刚柔适中、不走极端，就是要掌握好“分寸”或“度”。通晓易理的人，不仅要有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和厚德载物的广阔胸怀，还要有处世有度的判断能力和节制有度的自制能力。

    按照中华智慧的易学思维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五四”运动以来诸多的文化名人对中华文化进行反思的上述言语和论断进行再反思，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好在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许多名言，倒是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2页）按照尊重权威而不盲从权威的科学精神，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华古训，作为炎黄子孙，对当年一些文化名人的思想和论断进行再反思，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和中国发展的需要。

    香港树仁学院中文系的金达凯先生，在谈到“中华文化在近代的曲折历程”时，说：“‘五四’运动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运动，以维护国权，保护民族利益为前提。而世界任何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总以肯定和宣扬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精神上的支持力量，少有看不起自己，乃至诬蔑本身历史文化的爱国主义者。可是当时‘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无论是标榜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右派，或是强调社会主义的左派，彼此的思想虽存在分歧，却都对中国历史文化采取否定态度。虽有民主与科学的诉求，而其重点则是‘打倒孔家店’。某些学者由‘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整理国故’,进而掀起‘疑古学风’，既怀疑古代历史人物之存在，又怀疑古代典籍之多属伪造。这些‘疑古论’，既谈不上对新文化的建设，也谈不到对固有文化之整理，只是造成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制造文化思想混乱而已。”（方克立 郭少棠 王俊义 主编：《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81页）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吴宏一先生在谈到对“‘五四’运动的文学省思”时，说：“‘五四’运动是由于知识青年关心时局而引起的，……这些青年，究竟读过多少古书，了解多少传统文化，是令人怀疑的。同样道理，他们虽然强调‘德先生’、‘赛先生’对中国的重要，但他们对民主、科学等等，究竟有多少认识，也是令人怀疑的。……年轻人对旧有的体制，抱着改革的热忱，这是值得肯定的；他们怀抱理想，坚定信念，全力以赴，虽死而不辞，这种奉献牺牲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他们去破坏去‘革’，也许办得到；要他们去建设去维护，恐怕就不那么简单了。”（方克立 郭少棠 王俊义 主编：《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009页）

    以上两位学者对“五四”运动中一些极端思想和言论的分析和评论，都是非常中肯的。

    为什么这些中国学者，会对西方文化甚至是日本文字崇拜的五体投地，而对中国文化会如此蔑视、仇视，以至于主张要消灭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方块汉字呢？这是笔者长期思考不得其解一个问题。後来根据有关的史料，思来想去，觉得可能与如下两件事情不无关系。

    其一，是持有上述见解的学者中，大都是从清朝末年出过国、留过洋的。而从清朝末年，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序》）的策略思想，清朝政府选派了许多精英，到欧美学习西方文化和技术。1872年—1875年，在曾国藩、李鸿章、容闳等洋务派的主持下，清政府先後派出了四批共120名10岁到16岁的幼童美到国留学。其中50多人进入、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深造。中国铁路工程开拓者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位。 当时的皇帝是同治皇帝。而当时的这些幼童对中国文化能够有多少了解，是可想而知的。

    其二，是持有上述见解的学者中，许多人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年龄，大都未到不惑之年，有的甚至未到而立之年（见下表）。当时，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也未必乐观。

    在这样的国学基础上，他们一出国就看到国内与国外在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产生上述极端性的见解，也算事出有因吧。

    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主张对中国文化取而代之的，则是“全盘西化论”。胡适先生说过：“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的。” 这段话，说出了“全盘西化论”者的主张和要求。在上述思潮的冲击下，除了对孔子和儒学的否定之外，还波及到了包括中医和汉字在内的更加广泛的中国文化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从那时以来，上述虚无主义的极端思潮，一直延续到现在。其中，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对汉字、儒学、中医、风水等方面的争议。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在实行简化汉字的时候，还有人主张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方块汉字。对此，周恩来总理曾于1958年1月18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上所做的题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强调地指出：“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然而，主张用拼音文字来代替方块汉字的思潮并未就此而停息。据“汉字文化世纪网”报道：2004年6月，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一书，“把反对汉字落後论、汉字拉丁化诸多观点，如汉字的易学性、国际性、艺术性、科学性等观点统统诬陷为‘伪科学’”，“《辨伪集》编纂者继续掩盖汉字拉丁化运动的历史真相及其错误实质；继续推行汉字落後论和汉字拉丁化的僵化错误理论”，公然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之外，针锋相对地提出实行“汉字为第一法定文字，拼音字为第二法定文字”的所谓“双轨制的文字系统”。（转引自“汉字文化世纪网”）

    1966年至1976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年动乱中，又出现了“彻底砸烂孔家店”、“批孔批儒”的极端主义思潮，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四旧”予以扫除。

    由此看来，从中国学者贬低、辱骂、仇恨中国传统文化，到扫除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的产生，并非偶然，也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有其社会历史背景的。

    近现代以来，在中国时起时伏、从未停息的这种虚无主义、极端主义思潮的历史延续，及其恶性发展的顶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

    如此这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五四”运动开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虚无极端思潮的冲击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遗弃。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做学问人来说，尤其值得注意！

    文字简化，是一个约定俗成、循序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中国汉字的简化，则是由一个汉字专家组制定的“简化方案”来决定的。

    中国汉字简化方案的利与弊，至今仍在争论中。例如，将前後的“後”与后妃的“后”混为一谈；将形、音、义各不相同的星斗和度量衡中量度粮食体积的“斗”（d ǒ u）与鬥争的“鬥”（ d ò u ）相等同；将征讨的“征”与象徵的“徵”混为一谈；将裏外的“裏”与公里的“里”相等同；将第一人称“我”的“余”字等同于“多餘”的“餘”，如此等等。请问，这样一来，我们的後代，还能够看懂中华民族的历史文献吗？这样一来，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还能够传承下去吗？当年制定汉字简化方案的专家中，谁会想到这将是在中国历史上，把中国文化连根砍断的、去中国文化最彻底的一个方案？！

    如同打拳的基础在于踢腿，拳法的根基在于步法一般，文化的根基在于文字。文字上的混乱，岂能不影响文化上的传承？现在，因简化汉字引起的混乱与常识性的错误，在书报杂志、文章著作、影视作品，以及网络传媒中，已经到了贻笑大方、不可收拾的地步。眼见得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神州大地，祖先创造出的灿烂文化被“革”得荒草一片的情景，作为一名教师，心中的滋味已经无以言表。他们是没事当有事、有事当没事。打拳的根基是踢腿，文化的根基是文字，看看好好的汉字被搞成什么样子了，文字被搞乱了、语言被搞乱了，成语被搞乱了，甚至科学名词也被搞乱了。清代学者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笔者再补充一句：“欲灭其文化必先灭其文字”，这件事除了中国人自己是谁也做不到的。

    历史已经表明，所谓的汉字简化方案，不仅是将原有的错别字合法化了，而且又人为地制造出了更多的错别字。其作用就是把中国文化连根砍断。如此这般，久而久之，不要说我们的後代看不懂自己的历史文献了，即便是当代的一些文化名人都不认识自己的文字了。君不见当代许多学者的文章、著作，各种传媒上的文字，已经是错字连篇得一塌糊涂了。其最终结果，令人不寒而栗，那就是外国人做不到、台独分子做不到的去中国化，我们的一些汉字专家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再看看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文字语言特别是所谓的网络语言，比我们曾经批判过的“殖民地语言”有过之而无不及。难怪人家说，能够灭中国的只有中国人。

    直到近年来（2017年10月5日），还有一位女专家在电视台上，为汉字简化方案做辩护时说：现在已经没有人称“我”为“余”了，因为，“余”的谐音和“鱼”相同。这叫什么逻辑？难道说孙中山先生“总理遗嘱”中的“余致力国民革命”，“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余”字，也要改作多餘的“餘”字不成？以此类推，中国建筑中的“斗栱”也可以写作“鬥栱”吗？现在还真有这样写的。

    这样一来，我们的後代子孙，还能够看懂延续几千年来，沿用汉字书写的历史文献吗？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还能够传承下去吗？当年制定汉字简化方案的专家中，有谁想到过他们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将是在中国历史上，把中国文化连根砍断的、去中国文化最彻底的一个方案？！

    因此，要恢复中国文化